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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情境修辞策略模式探讨

国外情境修辞策略模式探讨

分类:公共管理论文   更新:2015/4/3   阅读: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国外情境修辞策略模式探讨

    一、情境修辞策略的研究背景
    修辞源于演讲,依赖说服性的话语策略“为没有条理的话语提供了一个轨道”,通过互为主体性的合法化创造真理并获得认知。而人们用以诉诸的修辞资源体现并受制于某一特定的价值取向。人类对于修辞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演讲艺术”的演进与变迁。在柏拉图看来,修辞与辩证是对立的,其在诉诸真理的主观意志上存在着道德性的刻意粉饰。尽管修辞曾一度被边缘化,但修辞学的提出标志着西方修辞学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是与辩证学相似又相对的学科”,“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因此其道德性取决于修辞者的说服动机。随着修辞学的研究从语言文本延伸至社会行为,修辞的情境考量进入学者的视野,“受众与情境适应”逐渐成为修辞者所关心的问题。LloydBitzer提出了静态的“情境性修辞”观点,而RichardE.Vatz认为“情境是修辞性的,而不是修辞是情境性的”。肯尼斯?伯克进一步揭示了人们构建情境修辞的动机与策略,同时将修辞重点由说服引向认同。可见,这种互动是一种以受众为中心的受众导向型修辞活动,演讲的修辞特陛集中体现在演讲者、受众间相互制约的动态权力互动关系上,而权力的分配与迁移涉及受众规模、群体认同特征及利益相关度等因素。根据Perelman“普世受众”的观点,演讲者会虚构一种旨在暗示受众被利益蒙蔽的“普世价值”,以迫使受众认同。国内学者游梓翔提出“SPA”理论,认为演讲者、演讲题旨和受众构成一个封闭式三角形,三角形面积越小,演讲者要在特定受众身上完成的特定题旨的难度也将越低。该观点较好地分析了演讲三要素的这种互动关系,但侧重于对现象和结果的描述。在国内外文献中,此类研究较少,而现有研究往往对驱动这种互动关系的内在机制缺乏系统解释,对于不同受众群体的反应未进行细分,对演讲者如何通过控制修辞以控制权力没有系统说明。另一方面,根据传播学理论,受众具有规模性、分散性和异质性等特点,其对信息的接受具有选择性,进而可以分为积极选择型和随意旁观型。传播者对受众的影响分为信息、情感、态度和行为四个阶段。随着传播群体的扩大,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具体性下降,反馈的质量和数量下降,传播效果由个人传播的最佳状态逐渐发展为群体和大众传播的“适度效果”,因此一次具体的传播活动对某一个接受者而言效果是有限的。根据H拉斯维尔的5W理论,传播过程依次由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说、有什么效果五个基本要素构成,传播者应分别进行控制和分析。对此,演讲修辞的五艺和三诉诸可以在这种说服性的传播过程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公共演说正是基于以上模式实现其说服效果的。CynthiaG.Emrich研究发现,美国总统的演说过程可以归纳为引起注意、增进理解、情感共鸣、回忆与详述四个层次,而形象修辞较概念修辞更有利于塑造总统的伟人形象和领导者魅力,增强说服效果。可见,传播理论较好地阐释了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较为严谨地界定了受众范围及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然而,仅从信息角度揭示公共传播往往局限于传媒领域,对公共演讲这一特定情境下的特殊功能性表达以及存在的诸多修辞问题研究不足。本研究试图通过“演讲者—受众”情境修辞模型的建构更好地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将公共演讲的不同受众群体及其反应进行了细分,并对演讲者应如何通过控制修辞以控制权力进行了系统说明。同时,本研究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国总统演讲的说服力进行了量化分析,充分验证了“演讲者—受众”情境修辞模型的实际效果。
    二、“演讲者~受众”情境修辞模型的提出
    本研究根据修辞学、传播学及管理学等相关理论,对公共演讲的情境修辞策略模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演讲者—受众”情境修辞模型(见图1)。该模型旨在启发和指导演讲者在有限的理性和感性修辞元素约束下,以目标受众为中心谋划演讲,合理配置并有效使用两种修辞元素,实现演讲效果的最大化。演讲者向受众传播信息。对于演讲者而言,其使用语言进行传播的效果受到概念修辞和形象修辞的双重约束,演讲者必须同时不同程度地使用两种修辞方式;对于受众而言,其对信息接受的效果受到题旨相关程度和受众规模的双重约束。题旨与受众相关度由弱变强,受众规模由宽众变为窄众,从而构成了四种不同组合下的演讲情境,分别为:情境I(热烈):强题旨相关性窄众、高概念一高形情境Ⅱ(追随):强题旨相关性宽众、低概念一高形象修辞情境m(犹豫):弱题旨相关性宽众、低概念—低形象修辞情境IV(冷漠):弱题旨相关性窄众、高概念—低形象修辞对于演讲者发出的“概念一形象”修辞组合,受众随着规模的不断缩小,对概念修辞的理解会整体表现出由弱到强的趋势,同时随着题旨相关度的增强会整体表现出对形象修辞由高到低的需求趋势。由此,强相关性窄众表现出对“高概念一高形象”修辞组合的偏好,强相关性宽众表现出对“低概念—高形象”修辞组合的偏好,弱相关性宽众表现出对“低概念—低形象”修辞组合的偏好,弱相关性窄众表现出对“高概念—低形象”修辞组合的偏好。演讲者在修辞时需要考虑受众在不同情境下的偏好,并尽量将情境修辞区问锁定在I、Ⅱ两个范围内,以增强说服效果。由于修辞情境是一种动态互动过程,受众并不必然静态分布于这四种情境下,而是存在相互影响并发生动态迁移。受众I表现为理性热情,受众II表现为感性热情并可能因受众I影响而发生迁移,受众Ⅲ表现为无所谓态度并可能因题旨相关性的增强而发生迁移,受众Ⅳ表现为理性冷漠并可能因受众ⅡI影响而发生迁移。演讲者在修辞时可以通过受众间的互动关系增强演讲的说服效果,同时应尽量减少因受众逆向流动造成说服效果的减弱。
    三、美国总统演说说服力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基于C—SPAN发布的美国总统排名数据,以说服力为参照系,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两种路径考察其他利益要素和受众范围对说服效果的影响。通过应用SPSS软件对以上排名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专家组与大众组的评价结果相近,但在对分项评价过程中大众组排名相关性较强,而专家组差异明显,这反映出大众在评价过程中感性因素较为突出,而专家组则表现出较高的理性。通过对说服力前十进行分析发现,在大众组看来,与说服力相关性(如图)较强的指标依次为履职情况(1.000)、经济管理力(0.952)、危机领导力(0.892)、愿景(O.832)、与国会关系(0.832),而在专家组看来,相关系数最高的为说服力与愿景,仅为0.645。此外,愿景和与国会关系在大众看来具有强相关性(1.000),这同时表明影响诉诸效果的其他某些利益要素间并非相互独立,相反其相关度高低会最终影响诉诸力的强弱。有鉴于专家组各指标与说服力相关度较弱,因此本研究着重考虑对大众组进行回归分析以证实宽众群体与说服效果的联系规律,并选取大众组中最具研究价值的相关系数0.900以上的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三个指标回归式常数均不明显,回归式常数和回归系数95%置信区间均不大,回归系数均明显。这说明该三项指标与说服力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的意义在于,从受众视角分析不同的演讲题旨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演讲者的说服力,而演讲者应当如何合理分配不同话题的比例以最大程度地增强说服力。研究发现,专家组对各指标对说服力的影响并不敏感,表现出较高的理性选择,因此需要就具体话题引入较多的概念修辞以增强对专家组的说服力。从各指标均表现出与说服力的高相关性看出,大众具有较高的感性认知度,以上各项对说服力的提高均有意义,因此需要演讲者更多地使用形象修辞以增强对大众的说服力,同时要注意话题的分布,对强相关度话题应有更多的侧重。例如,总统任期履职情况与说服力具有强相关陛,意味着演讲者应在形象修辞过程中强调承诺的执行力度与执行途径,以创造其“人格可信性”(克里斯托弗?胡德2004),这一点在历届总统就职演说中均具有决定意义;危机领导力和经济管理能力具有强相关性的意义在于,总统就职演说往往创造一种“情结气氛”,通过塑造危机以结束争论,有利于公共管理人员在描绘愿景的同时塑造领导者魅力;愿景和与国会关系具有强相关性(1.000)的意义在于,在演讲中倡导或渗透此类话题将会加倍说服效果。在题旨相关性方面,着重引用强相关性话题会造成核心受众的强关注度,进而出现可能的集聚效应以吸引宽泛受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克里斯托弗?胡德(2004:187)认为,公共管理中“公认”观念的变迁是通过一种流行和劝服过程实现的,为使认证显得可信而又避免使用“硬数据”或逻辑认证,通常可运用隐喻、提喻、转喻、讽喻四种比喻性的修辞方式。公共管理中雄辩家的技巧在于他们善于选择与题旨及受众相适合的隐喻或有效的反喻。根据CynthiaG.Emrieh的研究,形象修辞对塑造领导者魅力平均贡献值为15%,而对塑造伟人形象的平均贡献值为22%。“演讲者一受众”情境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利的支撑,即这种侧重运用形象修辞打动受众以产生共鸣的策略,在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大量运用。通过“演讲者—受众”情境模式并结合统计回归方法,从规范和实证两方面对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受众客观理性把握演说的实质,对演说者及演说稿撰写者亦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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