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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罪犯婚姻权问题的粗浅看法

我国罪犯婚姻权问题的粗浅看法

分类:婚姻家庭论文   更新:2015/4/9   阅读: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我国罪犯婚姻权问题的粗浅看法

    罪犯的婚姻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这将不利于保障罪犯结婚的权利。虽然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制定了罪犯婚姻登记的有关政策,但该条例中“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婚姻登记”的规定,对罪犯而言,仅仅是昭示有结婚的权利,但在今后如何操作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法律明确具体规定的现实问题,如向谁申请、谁来批准、如何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等;本文认为,罪犯是公民除依法限制范围的自由外,仍然享有没有被依法禁止的结婚权,罪犯的婚姻权是我国刑事法律未明文剥夺的一项权利,也是罪犯权益中一项非常特殊的权利,罪犯结不结婚,只有他愿不愿意,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对他人的婚姻权进行干涉,但这项权利与罪犯的人身密切联系,人身不自由时,罪犯履行登记结婚以及履行婚姻义务或实现婚姻权利都受到限制,都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监管机关执行的刑罚是剥夺公民人身活动的范围“自由”,与罪犯结婚的权利互不干涉。监管机关有无义务协助犯人实现结婚权,监管方如何协助,其法律依据在哪里,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因此,从有利于稳定犯人的服刑情绪,让罪犯依健康的心态更快地回归社会,在民政部将罪犯婚姻权还给他们时,监狱管理机关与民政部门就罪犯结婚登记等事项如何具体操作,应协调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
    2004年3月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结束了刑罚理论界关于罪犯婚姻权有无的争论,修正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罪犯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罪犯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的许可,这是婚姻法律的一大进步,但民政部出台的这个《意见》中仍有许多关于罪犯婚姻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解决。其中怎样解读当代社会条件下罪犯婚姻的权利?如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罪犯的婚姻权?《意见》虽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记,但并不意味着罪犯婚姻权的全面开放,对罪犯婚姻权的今后解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
    一、我国公民与罪犯的含义
    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通常是指具有某国国籍的人,以与外国人相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一国国籍、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罪犯也是一个法律概念,通常指犯罪的人,也就是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所说的犯罪分子。
    罪犯的概念在我国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罪犯概念是指被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判处刑罚的人。在我国宪法和刑法中,都把罪犯表述为犯罪分子,而没有使用罪犯一词。狭义的罪犯概念是指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判处刑罚并送交监狱执行的人,也即我国长期以来所称呼的“劳改犯”。狭义的罪犯概念是监狱学意义上的罪犯概念。本文所讨论的罪犯就是指狭义上的罪犯,也即在监狱执行刑罚的罪犯。
    从公民与罪犯概念来看,公民是种概念,罪犯是属概念,公民的范围包括罪犯,罪犯尽管犯了罪但仍然是公民。了解公民与罪犯的概念,对于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罪犯婚姻权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外国人也可以成为我国的罪犯,但外国人不是我国的公民。本文只讨论中国公民罪犯的婚姻权问题。
    二、对罪犯婚姻权的解读
    1、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
    罪犯有着与普通公民一样源于天赋的婚姻权利能力,但罪犯实现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必须依赖于各类刑罚执行部门。婚姻权是基于婚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的天赋性决定了婚姻权的天赋性。每个公民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何种境地,婚姻自由与权利都是与身共存的,每个人都应当而且有权自主婚姻,法律对个体这种天赋的婚姻权不能进行剥夺,只能进行保护。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法律无权剥夺,也不便于剥夺。因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拥有婚姻家庭,如果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是不是要强制已婚罪犯立即离婚?天赋的婚姻权只有在年龄不足、身体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实现,不应当因为犯罪这个原因而导致丧失。
    《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以这一条理解罪犯婚姻权,罪犯被当作有权主体比作为无权主体应当更为合适。一些人明确表述“罪犯的结婚权属于未被剥夺”① 自1994年之后,从利于罪犯改造,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的监狱在争议中不断突破,通过建立“亲情楼”、让符合条件的罪犯享受“特优会见”(同居探视)“允许少数表现好的罪犯结婚”。② 这些实践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改造效果。《监狱法》57条第三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一半以上,一贯表现好,离开监狱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其离监探亲。离监探亲的内容多样,对婚姻家庭进行探亲必定是已婚罪犯探亲的当然内容。准予改造表现好的已婚罪犯离监探亲,则意味着准予他们行使婚姻权。仅此一点可以表明:罪犯没有婚姻权的观点有些片面。
    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这也是我国历来的法律法规中对未婚罪犯结婚作出的禁止性规定。2003年2月19日,公安部向甘肃省公安厅下发了公监管[2003]28号文件,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结婚是公民的一项民事权利,罪犯服刑期间如申请结婚,应当允许其办理结婚手续,但应保证监管安全。具体事宜由当地民政部门办理。这一文件的出台,修正了公安部1982年的规定,由反对罪犯结婚变为同意部分罪犯结婚。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婚姻权问题上,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2、罪犯婚姻权行使的条件性
    婚姻权是人身权利中一个非常基本的权利,它与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可以结婚,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首先,罪犯履行登记结婚以及履行婚姻义务或实现婚姻权利,在客观上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需要民政部门和监管部门为其提供便利。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和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要求双方心须亲自到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已无须向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而罪犯在结婚时,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做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
    3、罪犯婚姻权的客观差距
    罪犯婚姻权的存在,使得每一个罪犯都具有了婚姻的权利能力,每一个罪犯都可以有结婚的愿望或结婚的可能,但罪犯的结婚愿望能否实现,罪犯结婚的可能能否转化为现实,既要受到罪犯自身条件的限制,也受到监狱管理要求的限制。在罪犯结婚和今后婚姻权的行使等婚姻行为能力问题上,罪犯与罪犯之间存在着客观差距。
    第一,除婚姻法禁止性规定外,未婚的死缓犯、未婚的无期徒刑犯,在未减为有期徒刑之前,应当禁止其登记结婚。
    第二,罪犯在服刑6个月以上后,如果改造表现好、个体的人身危险性已经不足以对社会产生危害,且服刑前与婚配对象已有较长时间的恋爱,相互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和今后生活的物质基础,可以酌情批准其结婚登记并适当提供帮助。
    第三,已婚罪犯的婚姻存在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婚姻登记已在服刑之前先行完成,但婚姻权的今后行使,在实现婚姻具体权利的行为能力问题上,行刑机关可以根据其刑罚种类、悔罪意识、改造表现准予其行使部分婚姻权利。服刑期间登记结婚的罪犯,其今后婚姻权利的行使,可参照已婚罪犯的行使要求。
    第四,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如果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则可以结婚。
    第五,被假释的罪犯从刑期上看,其刑期没有终结,与监禁刑的关系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其已不在监狱服刑,并已经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他的结婚完全是自己的事,无需监狱的同意与帮助。
    第六,被判处拘役刑的罪犯,由于拘役的刑期不长,对婚姻权行为能力的任何限制都不会是长期的过程,行刑机关不需要考虑这些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为能力问题。
    4、罪犯婚姻权的关联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未婚同居和生育、无婚且无性生育在我国是不被道德认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直接联系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单独产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直接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已婚罪犯也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直接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行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受制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同居权、生育权也还给罪犯,那么无形中会削弱刑罚的惩罚性,会使刑罚在人们心中留下不严厉的印象。要让罪犯认识到任何人都要为自己做出的违法犯罪行为付出代价、承担责任,只有遵纪守法才有自由。也只有让罪犯深刻品尝到被监禁失去自由的痛苦及因失去自由其他权利无从实现的感叹,才能体现我国刑罚的惩罚功能。
    5、罪犯婚姻权的义务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有限的婚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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