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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组织变革中的博弈分析

大学组织变革中的博弈分析

分类:教育科研   更新:2015/3/28   阅读: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大学组织变革中的博弈分析

    摘   要:从利益“关系”切入,运用博弈的理论和分析范式,沿着价值、结构、权力政治三个视角中的动态路径,对大学组织变革中的博弈现象进行深入的解读。充分把握价值选择层面、组织内部各利益实体、利益相关者之间所采取的策略选择,利用理论推演或模型分析求得博弈的均衡所在,并在期望“纳什均衡”的引导下,调整各利益主体的行为策略和行动规则,从而为重构大学组织秩序形成思路,也开拓了用博弈理论研究大学组织的崭新领域。
    关键词:利益博弈;大学组织变革;期望均衡
    作者简介:张红峰,男,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高等教育学博士(澳门   999078)。
    一、为什么研究
    大学组织作为一个复杂的、多维的系统在知识的传承、创造和应用活动中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等特征。古典组织模型在构建完美结构形式的同时,往往将人、群体或者实体当做分离的、甚至孤立的对象,从而导致关系型思维的缺失。
    大学组织不断地谋求发展与变革是一所大学富有活力的表现,但在变化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以下问题:其一,管理组织割裂地去看待各种期望目标,在某一范围内采取的有效策略却在另一个范畴中导致目标无法达成。如,“行政人员轮岗”制度可以让大学的行政管理更有效率,但是轮岗结果却使得另外一个“机关人员精简”的重大举措难以落实。其二,虽然能够认识一些问题的最优结果,但经过个体的理性选择却不一定达到集体的最优。如,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明白教学的重要性,也都清楚急功近利的科研存在弊端,但是几经变迁的制度体系却无法有效地维护这一明确的道理。其三,大学组织变革中的问题解决方式未必遵循着逻辑的规律,内部隐藏的利益选择往往是解决问题的直接动因。就如大学中设立一个新的学科,学术的逻辑也并非令人信服,基于参与者利益选择的结果,更容易借鉴一些“标杆”大学的做法。以上诸点恰恰是需要用关系型思维看待大学组织变革的核心问题。如果根据博弈的主题将大学组织按照不同的层次、空间分解成不同的利益主体,那么本研究的问题也可以概括成“利益主体博弈中均衡失范”的问题。
    运用博弈理论较为系统地研究大学组织是一次尝试。这一动态的、相对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无疑会扩展我们的视野并使得思维清晰化,可以摆脱“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封闭思维,拓宽大学组织研究的视野。同时,博弈论渗透到其他学科之中的研究,必然会引起对博弈范式自身的解读和反思,甚至在理论本身产生突破。这样就使得对于以上现实问题的成因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并且与大学组织理论相结合,也实现了完整解决问题的路径。所以,运用博弈的范式分析大学组织变革,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怎样研究
    从目标来看,本研究并非针对大学组织中的某一个具体方面,如结构设计、内部资源配置、去行政化、权力冲突等,而是运用博弈的理论分析工具对大学组织进行整体的研究,最终提出大学组织秩序重构的协调策略,即在大学组织“均衡失范”现象的问题提出、分析与解决中形成一般性、规律性的认识。
    鉴于大学组织的整体性特征,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多元方法论的成因和可行性,在对还原式的一元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采取了多视角的研究路径。伯顿·克拉克曾经在大学组织研究中提到工作、信念和权力三要素的着名观点,要素动态化以后则成为研究大学组织的三个有机视角。本文立足于博弈理论的分析范式,借鉴并且发展了三个视角中的动态路径。在博弈理论的视野下,价值视角处在最高的层次,是组织建构并得以运行的哲学观。价值博弈后的取向同时影响着结构和权力政治视角中的博弈过程;结构视角中关注利益实体(比如院系、学科、中心)之间的博弈,着重于其动态的路径取向。主要包括工作任务和信息流的分配(纵向的关系范畴)、横向上的协调、重组(横向上的关系范畴);权力政治视角则关注利益人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如作为核心的权力分析,利益联盟以及谈判的过程,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怎样表现其不同的偏好,怎样介入决策和冲突的。三个视角在博弈范围内构成了完整、有机的整体。
    研究的另一方法论意识来源于对“关系”切入点的思考。如何才能从关系着手去发现各类现象或者存在问题的根源呢?博弈的范式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答。博弈论首先分析不同利益主体的得益(支付),然后为利益主体设定相关的策略选择,在不同的选择状态下可以形成不同的得益组合,由于利益人的理性假设,不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最终形成博弈的均衡组合。对于问题化的大学组织而言,发现均衡可能仅仅是发现了问题,本研究则前瞻性地提出“期望均衡”的概念,延展了博弈论的理论分析范式,为解决均衡失范的问题以及建构大学组织良性运行秩序提供了方向。
    本研究在方法范畴上主要通过两个层次加以体现: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在资料收集层次上,主要采取参与观察(辅以访谈法)、文献检索、利用现有文件资料等。笔者借助到澳门合作研究的机会以及曾经在内地高校工作十余年的经验,隐蔽性地进入现场获取论文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观察、倾听、询问、交谈、感受和领悟,以主体的立场去认识客观世界,使其在意识结构中构成真正的客观知识;在资料分析层次上,主要采取博弈范式中技术性数理模型分析与非技术性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及个案分析法。
    三、研究什么(研究过程与内容)
    用博弈论分析大学组织变革中的问题,需要从利益关系、主体策略选择以及均衡出发,形成完整的博弈分析范式。大学组织变革中博弈的基本出发点是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对利益需求进行解读至关重要。在利益的生成与表达中存在着不确定性、被导向性、比较性以及互动性等特征要素,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利益本身存在着“超越经济理性”的一面,这也是以下研究的假设前提。大学的利益结构中既有冲突性特征,也有利益一致的方面,更多地还表现为由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呈现出的不同得益的情形,这些方面都会产生博弈行为。博弈的过程也就是利益互动、策略选择的过程,而博弈均衡则是在考虑到彼此影响因素以后各利益主体的最优策略组合。
    博弈理论思维下的大学组织需要从多个视角进行解读。在价值视角中,大学组织有着生存价值和发展价值。在关系范畴下能够理解利益与价值之间的一致性,利益的彰显是大学组织价值选择活动的直接的、自觉的目的性基础,而围绕大学组织的价值关系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下,其中历史和文化是大学组织价值选择过程形成博弈“聚点”①时赖以说明选择行为动机的一种方式。由于大学组织的功用利益倾向,体现出与“自为”相对的“依附”价值。但是“依附”的价值如果成为大学生存的目的所在,那么它势必成为判断大学赖以为基石的学术的标准。当外界需要你做出浅显的回应之时,大学必须去迎合这样的标准,高深学术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学术精英机构中的创造性也会大打折扣。此外,没有一种相对恒定的标准去衡量学术,对于“优秀”的判断只不过是在功用的范畴内更具满意度而已。以上结果实际上助长了真理和知识的价值相对主义,所以这一倾向必须建立在对学术内涵最大的包容和尊重上、必须要能体现出大学学术人员“心灵的良知”。同样,大学组织的发展价值包括了卓越和公平、效率与自由等矛盾范畴。现实语境所形塑的文化带来的就是追求卓越、效率为先的价值取向。在此,大学组织发展价值的博弈都会存在着一个神奇聚点的参照系——文化的形成与安排。虽然我们可以郑重地宣告,卓越与效率的价值理想无可厚非,但是追求卓越、效率的过程中带来的公平、自由的缺失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所以,追求卓越的真实内涵应该是建立在对长远公平基础之上的卓越,管理文化中的效率思想也应是对自由和创造性探索充分思考以后的价值选择。
    结构视角的假设就体现在现行的结构与结构设计的方法中,反映了一种理性的信仰或理念:恰当的正式安排可以使问题最小并使效用最高,它支持合理的角色与关系的模式。传统的理性观点在大学组织中需作重新的思考。在结构视角的纵向关系中,工作权力的分配随着大学组织底层厚重的特质变得更加值得探讨。权力下放是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之间的权衡,同时权利转移的博弈数学模型分析没有强调集权和分权的优势,而是以基层院系“努力”作为一个协调期望策略,通过“囚徒困境”、“混合策略”模型的数学求解洞察博弈的过程与根源所在,并由此发现大学管理中心的集权和分权状态并非绝对,从而有针对性地改变均衡中的“非理性”行为。在结构视角的横向安排上,作为实体的院系之间围绕资源配置存在着“囚徒困境”的博弈以及围绕“优异经验学习”的主题构成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而通过协调博弈矩阵和构造“借鉴”类型院系比例动态变化速度的动态微分方程,得出了选择“借鉴”或者“不借鉴”的区域范围,揭示了学科组织明知学习有益,但是却不一定遵循这样选择的原因所在。结构视角中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涉及在工作、权利分配以后如何协作的问题。矩阵结构是学科间协作的有效结构模式,但是其中还隐藏着许多学术利益和资源利益上的冲突,这些问题都隐含了博弈中所表达的深刻道理,当两方利益并不在同一个范畴之时,则要兼顾得更广泛。此外,处于矛盾的情形下,需要跳出矛盾以外予以协调,而不是片面地追求统合。
    组织政治中的利益是分析任何组织情境政治维度的出发点,可以分成工作的利益、事业的利益以及个人方面的利益,通过组织中的身份来表达。权力则是组织政治中的一个工具维度。从大学组织中权力的语义辨析中,认为当前权力研究话语的批判者借助于自我建构的权力体系试图充实、完善大学组织中的权力理论,然而消解以后的重构依然是建立在语义不清的基础之上,所以提出权力的概念语义阐释必须从平行式的概念定义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形成“主语”式的大学组织权力结构。在大学组织权力主体的博弈中,摆脱“囚徒困境”纳什均衡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形式实现合作(帕累托最优)的结局。权力的体现与联盟的形式密切相关,联盟作为组织政治生活的存在,是一种为了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手段。通过对案例中大学教授评议会里夏普利值的测定,看出联盟投票权分配方式导致了参与式民主和授权的幻觉。从而得出:委员会中成员的席位,可能通过权力指数来进行设置更为合适;制度的设计也不是需要告诉某一方要“尊重”另一方,而可以从隐蔽的博弈规则中着手进行。此外,从大学组织中的各种谈判现象可以发现,谈判中的价值创造可以如价值博弈中介绍的聚点思想一样,理性的双方一般来说都可以找到大家达成默契的解决办法,这也是诸如“核心利益”、“标杆思想”作为博弈聚点提出的根源所在;而价值索取则关注讨价还价的过程,利益主体一方限制了自己的选择,反而可以在谈判中获得先机,或是通过“反向制约”的策略使得利益的其中一方无法拥有这种先机,从中找到彼与此之间的解决办法。
    在对澳门个案——P学院组织变革实践的博弈现象分析中,深刻揭示了三个视角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并且在自然情境下验证了前面所阐述的理论分析。P学院依附于政府和社会的价值博弈均衡决定了其体制安排下的典型科层制的管理方式,对于工作任务、权利的分配具有指向性,P学院之所以一直采取着“集权”的模式,跟澳门社会的整体特征也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如果将期望均衡放在基层的努力进取上,则无论在集权还是分权状态下都可以做出适当的调试。在群体互动的权力政治视角中,P学院同样面临着群体利益的一致和冲突。教学与科研人员针对晋升问题产生的矛盾以及学科结构调整、院系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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