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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制度空洞化和错案的形成

证据制度空洞化和错案的形成

分类:民事诉讼典型案例   更新:2015/4/13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证据制度空洞化和错案的形成

一、案情(注:本案虽为真实案例,但因本案正在再审之中,为尊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防止本文对法院的审理形成不当影响,姑隐其名。) 原告:广西泰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家若; 被告:香港万隆发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朝文。 (一)一审案情及裁判要旨 原告
    一、案情(注:本案虽为真实案例,但因本案正在再审之中,为尊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防止本文对法院的审理形成不当影响,姑隐其名。)
    原告:广西泰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家若;
    被告:香港万隆发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朝文。
    (一)一审案情及裁判要旨
    原告诉称:1994年4月18日与被告签订了总额为2,508,750美元的买卖合同成交确认书,交货时间为1994年6月30日前。在成交确认书签订的前后,先后分8次将上述货款支付给被告,被告于同年5月20日开具收款收据,并于同年7月10日出具还款计划书,但至同年10月仍未履行。请求:1.返还货款2,508,750美元;2.支付违约金1,505,250美元。
    原告提交的主要证据:1.“成交确认书”;2.“收款收据”;3.“还款计划书”。
    被告辩称:1.从未收过原告的货款;2.原告所提出的证据均不符合客观事实。理由:1.“成交确认书”如何形成被告不清楚;2.“成交确认书”卖方一栏为香港万隆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发展公司),而签名、盖章的却是香港万隆发达有限公司(下称发达公司)(注:发展公司与发达公司的法定表人皆为杨朝文。),合同为假合同。
    一审鉴定结论:“收款收据”、“还款计划书”、“委托授权书”为杨朝文的笔迹。
    裁判要旨:1.“成交确认书”因首部所列名称与尾部所列名称不一,合同不成立,原告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2.被告法定代理人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还款计划书”、“委托书”,且有其它证据证明原告有付款的事实,被告否认收款没有依据,应返还货款2,508,750美元并支付利息。
    (二)二审案情及裁判要旨
    一审被告上诉称:1.从未收到原告的所谓货款,原告称分8次付款,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2.“收款收据”、“还款计划书”、“委托书”确实是杨所写,但内容不实。一审怕麻烦,怕败诉,不敢实说,现在已经败诉了,也就实话实说。实情是,1994年夏,吴约杨到深圳,吴称,我的债主因我不还钱,扬言要杀我,求您帮忙。杨说,我也没钱。吴说,不用出钱,你就给我写几个东西,我拿这几个东西给债主看,他们相信我有还钱能力,就可以让我缓口气。杨为此按吴的口授,写了“收款收条”、“还款计划书”、“委托书”。吴为了使文件逼真,特地交待杨将最后的落款日期错开,实际上是同一天写的,请二审法院将三份文件再作鉴定,确认是否为同时书写。
    二审鉴定结论:“收款收据”、“还款计划书”、“委托书”为同人、同笔连续书写。对上述鉴定结论,杨、吴二人无异议。
    二审裁判要旨:1.一审认定成交确认书不成立是正确的,予以维持;2.一审认定的吴付给(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杨货款的事实,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但原告举出了“收款收据”、“还款计划书”等重要证据,证明了杨收到过原告方的付款,杨的反驳主张因未能证明而不能成立,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案涉之其它背景
    吴家若向法院提出的“收款收据”、“还款计划书”原件上除了有杨朝文的签名外,还盖有两个章,一个是发展公司的章,一个是发达公司的章。前者盖在空白处,后者盖在杨朝文签名和落款日期之处;而杨朝文向法院提交的上述两个材料的复印件(杨称他写完上述两文件时作了复印),上面只有一个章,盖在空白处的发展公司的章。吴家若提供的“委托书”原件及杨朝文提供的“委托书”及复印件上均只有一个发展公司的章。杨认为,“收款收据”、“还款计划书”上的发达公司的章是后盖的,而且杨还举证说,1994年7月间,为产品报关,曾将发达公司的章交给过吴家若,由其代为报关。对杨的这一辩解二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未予释明。
    本案判决的一个极为有趣现象是:法院不敢判定原告“给”,却敢判定被告“收”,此种判决在逻辑上是否可能?在证据法则上是否妥当?现结合证据法的原理对本案所涉之证据问题逐一解析。
    二、证明对象及举证责任之分配
    证明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件事实,无争议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一般不成为证明对象。本案双方争议并成为证明对象的事实为:1.双方是否签订“成交确认书”;2.吴有无付款给杨;3.杨是否收到吴的付款;
    对于后两个问题,依常识不认为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二审法院却认为这是二个不同的问题,即虽然吴不能证明其付款给杨,但吴已证明了杨收款。付款与收款是两个不同事实,吴未能证明前者,却证明了后者,为此吴应当胜诉。而杨否认收到,但无证据证明,杨应当败诉。
    在证明对象确定后,首要的问题是这些证明对象应由谁来完成,亦即举证责任由谁承担。通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指当案件事实出现真伪不明时,应当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以及在诉讼结束时,如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由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注:江伟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79.)
    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问题的规定见于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此条规定,目前是我国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处理有关举证责任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由于法律规定极其粗疏,只是泛泛而论,理论上又缺乏深入的研究,致使法官及律师在诉讼中谈及举证责任问题时,归结为一句话:“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内涵简单化的结果是在诉讼中,积极主张事实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加大,而一言不发的当事人可能因为其没有主张事实,不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举证责任直接与败诉的结果相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必将导致错案发生。在具体案件审理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主要是由法官进行的。法律规定廖若晨星,如再无理论上的支撑,办错案、办冤案在所难免。
    举证责任除在特殊情况下,由立法直接在实体法中进行分配以外(注:如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此规定将“故意”的举证责任施加于被告,此即为通过实体法分配举证责任的实例。),法律一般不就举证责任的承担规定一个抽象的、适用于任何具体案件的统一标准,而是要求司法者根据学理和立法精神来作出具体决定,唯此才能求得对个案的恰当解决。(注:前揭江伟书,页100.)围绕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学说上主要有以下见解。
    1.待证事实分类说。此说依据待证事物的性质或内容来分配举证责任,即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外界事实与内界事实,凡在性质或内容上不可能证明的事实不必举证。此说又分为:
    (1)消极事实说。认为主张积极事实的,就其事实应负举证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则不负举证责任。理由:一是消极事实是指未曾发生的事实,因其未曾发生,客观上不存在,故无法举证;二是从事物发生的因果关系来认识,认为消极的事实不发生结果,所以凡发生的消极事实不能成为发生某种结果的原因。
    此说的难点:何为消极事实?有时对同一事实当事人主张的方式不同,导致两者界限难以区分,其结果是当事人为摆脱举证责任,任意将其主张或陈述由肯定变为否定。例如,在侵权纠纷中,原告称被告于某日对其加害,被告可以称,当日其不在甲地,此为主张消极事实。被告也可以称其当日在乙地,此又为积极事实。此外,消极事实也不是绝对无法证明的,可以通过间接事实证明。
    依此说,本案被告主张其未收到款,此为主张消极事实,不应负举证责任,亦即被告虽主张“未收到”,但并不负有证明“未收到”的举证责任,二审法院所谓的“被告反驳主张不能证明”不能成为判决的理由。
    (2)外界事实说。该说依据事物能否借助人的五官从外部加以观察,把待证事实分为外界事实与内界事实。外界事实是指可以凭借人的五官体察到的事实。内界事实是指那些存在于人的内心,不能以人的五官体察到的事实。如“知”与“不知”、“故意”与否、“善意”与“恶意”的事实与状态。依此说,凡主张外界事实的,负举证责任,凡主张内界事实或状态的,不负举证责任。
    此说的困惑在于内界事实并非不可证明,可以依间接证据证明;再者,依一些情形之需要,即使主张内在事实,在适用上也有举证的必要,否则何方当事人应遭败诉风险负担,并无标准加以确定,仍不能实现举证责任的本意。
    2.原则与例外说。此说将实体法规范分为原则规定与例外规定并由此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凡当事人主张适用原则规定的,仅就原则规定要件的事实存在负举证责任,如果他方当事人主张例外规定的要件事实存在,应由他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例如:民法通则127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处有关第三人责任问题即属法的例外规定,应由主张例外存在者负责。
    此说的优点在于试图通过在实体法条文中预先设定原则与例外,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由实体法予以界定,使举证责任明确化。其局限在于实体法的条文并非一一都有原则及例外的对应关系;再者实体法条文如此浩繁,何为原则规定,何为例外规定难以辨认,况且法律事实极多,仅以原则规定与例外规定为标准来确定举证责任分配,在实践中局限性较大。(注: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页158-165.)
    3.利益衡量说。此说主张,应综合当事人与证据的距离(离证据距离近者负担证明责任)、立证的难易程度(容易证明者负担证明责任)、盖然性的高低(主张低盖然性事实者负担证明责任)以及实体法的立法目的、诚实信用原则等因素来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此说在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皆有支持者(注:有关证明标准问题,读者可参阅前揭江伟书,页108-121.)。弊端在于,在判断各个要素时,缺乏一定的基准,明显不易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易导致法官任意分配举证责任。
    4.法律要件分类说。此说认为,当事人如果主张,根据某法律的规定会产生一定的法律上效果时,应就符合该法律规定构成要件的事实负证明责任。法律规定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权利发生的“权利根据规定”,二是规定权利消灭的“权利消灭规定”,三是对基于权利根据规定发生的权利予以阻止的“权利障碍规定”(权利不存在)。
    依据该说,主张符合权利规定构成要件事实的当事人,应就主张权利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主张权利消灭或主张权利不存在的当事人,就权利消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例如,借款合同纠纷中,原告应承担法律规定的合同合法成立(包括借款的交付)的事实,被告应承担已经返还或者合同的成立带有欺诈性而主张合同无效的举证责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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