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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

第19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

分类:消费者权益论文   更新:2015/4/8   阅读: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第19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理论深化
    (一)经济法的理论现状
    胡改蓉对2010年11月至2011年9月期间发表的经济法论文进行了详细梳理,认为2011年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不断趋于深入,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深度契合;张士元则用“深化的共识、多彩的个性、团结的队伍、艰辛的征途”来概括我国经济法研究现状,并提出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尤要增强灾难意识,加强应对灾难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荣国权借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契机提出,经济法理论在很多方面还应深化共识,如不应混淆竞争法与市场监管法、国有企业和国资监管法作为经济法组成部分的基本依据等;齐建辉通过对传统法治范式与经济法理论范式进行比较,认为经济法反映的不仅是一个新的法律部门,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律模式或法律理论范式的转换,经济法的未来发展应以其独特范式为基础。
    (二)经济法的起源反思
    胡光志认为,市场失灵固然可作为经济法的存在依据,但引起市场失灵的深层原因也需关注,他据此提出,市场失灵的本质是隐含于其后的人性张扬和人性冲突,经济法的出现正是人性展现、运动和协调的必然结局;李剑则认为,将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理论作为经济法的存在基础,混淆了经济法和经济学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区别,也造成了经济法理论内容的紧张和矛盾,因为经济法在解决市场失灵等效率问题之余,还应解决市场失灵理论所无法关注的公平问题。
    (三)经济法的基本范畴
    张守文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发展权直接相关,经济法是促进经济发展之法,经济发展权的实现需要经济法保障,当前尤其需要经济法来解决诸如不公平竞争、分配结构失衡等影响经济发展权实现的突出问题;薛克鹏认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由经济法义务、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共同构成,而所谓的市场规制权和宏观调控权既不属于权利,也不属于义务,而是实现权利的工具,不应当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韩志红在将经济法权利与相关权利比较的基础上,认为经济法权利的性质属于不同于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的社会权,是一种公私混合性的权利;张雪强研究了经济法中的责任制度,认为经济法责任制度既可借鉴传统法的责任形式,也有特有的责任形式如分拆、禁止合并、产品召回等,在责任追究上,可建立起公益诉讼制度与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相配合的完整体系。
    (四)经济法的价值诉求
    杨三正认为,市场机制不能因国家干预而遭破坏,国家干预应遵循合法原则与合理原则,同时,经济法在实现社会的实质公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亦不得不贯彻实质公平原则;漆丹、周战超认为,在当今风险社会中,经济法应坚持“控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风险原则”和“社会经济风险分担总体公平原则”,这虽然非各国制定法上的实然原则,却是经济法实现社会整体效率和社会公平价值所应遵循的普遍原则。
    李玉虎认为,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经济法必须坚守发展、公平和共享的理念,三种理念统一于社会整体本位这一经济法的本质属性之中;周帼、凡海军认为,为回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经济法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立足于保障人权、维护自由、促进平等三个着力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张东认为,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以社会公正为中心,分配正义是检视社会公正的主要标准,这就决定了经济法的分配正义理念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不仅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目的性价值。
    曹平认为,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应当是“效率与公平的和谐统一”;期海明认为,经济法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经济法的价值核心和终极追求;陈光华认为,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在我国就是全民利益,全民利益是一切公共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保护全民利益,经济法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漆丹、周战超认为,社会经济领域的秩序、效率、公平、自由、安全等都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但这些价值元素之间并非总是有序或总能兼顾,当其发生冲突时,应根据现实经济态势等因素予以取舍。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模式创新
    (一)经济法的立法导向
    陈云良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使我国经济法实现第二次转轨,即由促进经济增长转为保障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为此,经济法立法应从促进性立法向服务型立法转变,当前亟需进行的公共服务立法首先是公共服务基本法,此外还应加强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及住房保障法、基础设施提供法等方面立法工作;袁达松通梳理和比较从“一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共12个计划或规划的内容,得出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部规划法以实现经济规划法治化的结论。
    (二)经济法的运作模式
    刘大洪、郑文丽认为,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长期偏重“限禁”模式,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应转向更多地依赖促进型国家干预模式,如以提倡性规范积极引导,对积极推动经济进步和发展的行为予以肯定和奖励,来构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新秩序;焦海涛认为,在保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经济法的规范模式基本以设定无责任的抽象义务为主,并设置较多的正向激励机制,以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这种注重“促进”而非“限禁”的模式,由其所解决问题的特殊性决定,并在应对一些正外部性明显且涉及市场主体经营自由或消费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问题上比限禁法更为有效;殷继国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完全是强制性的,公权行为契约化不仅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在解决“双重失灵”问题及实现经济法现代化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段礼乐认为,在经济法规制工具的选择上,应重视“约谈”的作用,“约谈”虽然仅作为一种辅助性制度而存在,却在制度预警、信息生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三)经济法的制度转型
    陈婉玲认为,传统法律的功能以行为控制为中心,但在复杂的经济结构中,个体行为越发具有不确定性,而结构失衡则是常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消除经济结构的失衡成为经济法的时代使命;商红明认为,解决经济转型中的分配问题需要确立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思路,包容性增长需要经济法回应,尤其需要分配型经济法予以保障,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将彰显分配型经济法的重要地位;冯辉认为,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和绩效观过分功利和外向,虽然促进了经济量的增长,却忽略了质的追求和可持续性,并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对立,在克服这种发展观和绩效观时,国家应发挥出在社会推广理性的发展观和绩效观的主导职能,通过官民博弈、交流和沟通实现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并在制度上强化激励和惩戒相融合的机制;邓小梅认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除依赖国家法以外,还可发挥经济软法的作用。
    (四)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冯彦君认为,经济法在促进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通过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两大机制实现其刺激、抑制的制度功能,同时应在功能互补和制度整合的视角下,寻求与其他部门法如环境法、劳动法之间的分工、合作;董玉明也认为,经济法在保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不能“单打独斗”,而是要与其他法律部门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程信和认为,应当充分发挥经济法作为调整分配关系的基本规范的功能,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上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以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陈乃新、黄婷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以经济法促进资本逐利方式的转变,即把资本转移到依赖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方面去展开逐利,经济法通过对劳动力自益权确认、设定和保护,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刘云亮提出,通过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与前述学者的乐观精神不同,朱苏人则认为,现行经济发展方式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与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有着紧密联系,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定位不清的情况下,经济法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的功能有限;方小敏也认为,实践中的国家干预与市场客观需要的国家干预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处在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国家干预除要承担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任务之外,还要负起一系列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使命。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宏观调控法保障
    (一)宏观调控法理论
    张辉认为,应将宏观调控权与中观调控权、微观监管权相区别,前二者分别为整体性和局部性的经济调控权,而后者则是一种经济行政权;卢炯星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宏观调控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我国应抓住这一有利形势尽快制定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法、规划法;沈贵明、周峰认为,我国当前宏观调控存在效益不佳、公平缺失等缺陷,宏观调控法制的应有价值路径应是效益与公平并举;汪丽丽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外在价值是规范政府宏观调控行为,而终极价值则是社会整体维护和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的实现;倪斐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宏观调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风险,宏观调控法律化是规制风险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在宪法层面实行财政立宪制,需要确立经济稳定增长原则和一致行动原则,需要构建宏观调控权力制约机制和宏观调控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李国庆认为,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应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分离,宏观调控应尽量走向法治化而不是依赖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
    (二)财政调控法
    黎江虹认为,财政分权不仅是政府间分权,也是政府与纳税人间分权,财政分权的过程应当是纳税人拥有权利的过程,应沿着渐进主义的本土化路径展开;邢会强对传统财政法以外部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财政法的根基不在于外部性,而在于解决外部性的交易成本高低,也即财政的存在基础在于降低交易费用。蒋悟真认为,预算法理念决定并指导着预算法修改的整体思路,立法机关应在信守民主宪政、社会本位、正当程序和可诉性等理念的基础上探求预算法修改理路;金香爱、魏民亦提出应依据宪政主义理念对预算法进行修订;刘光华认为,转型中国未来的预算法制建设,应树立预算权既包含预算权力也包含预算权利的认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兼顾预算权力与预算权利之间的平衡配置;丛中笑提出了中国预算法治化的路径,指出预算立法应树立有限预算、有效预算、有序预算、有为预算和有责预算五大理念,预算法修订应遵循法定性、公共性、平衡性、全面性和公开性五项原则;颜运秋、余定祥认为,预决算制度是财政制度的基础,我国预决算不民主的根源在于政府权力过大、民主权利不足和市场经济相对弱小,为此,应以法治手段保障预决算民主;谭立指出,我国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存在许多问题,收缴行为及资金管理改革应确立“集中灵活,科学规范;以票控收,系统高效;收支脱钩,全程监督”的目标,以此实现收缴管理规范化。
    (三)税收调控法
    张晓婷指出,税收调控应遵守税收法定主义,遵循形式理性优先,以解决税收调控的灵活性与税法稳定性之间的矛盾;王冬认为,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固然可满足形式意义上“税收法治”的要求,却无法为税收法律实践的正当性提供保证;彭礼堂以沪、渝两地房产税试点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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