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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犯罪刑事诉讼程序完善

恐怖犯罪刑事诉讼程序完善

分类:刑事诉讼论文   更新:2015/3/16   阅读: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恐怖犯罪刑事诉讼程序完善

    【内容提要】针对当前恐怖犯罪滋生蔓延的形势,在我国修订后《刑事诉讼法》深入贯彻实施的背景下,加强刑事诉讼程序规范、运行方式等方面的思考和构建颇具必要性和紧迫性。恐怖犯罪兼具政治性、反社会性、反人类性与组织形态复杂性等不同于一般犯罪的特点。其特殊性对打击该类犯罪提出了特殊的程序性要求。目前可行的具体措施应包括:建立和健全专门的侦查机构、强化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加强电子监控手段的运用、在监视居所的选择和布置中充分考虑嫌疑人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以营造有利于其接受诉讼的氛围;对恐怖犯罪遵循源头管辖原则,落实侦查、检察、审判一地实施以提高司法效率,坚决剥夺恐怖犯罪的涉案财产,妥善处置可能涉及的未成年人犯罪。
    【关键词】恐怖犯罪 特殊性 刑事诉讼 程序性规范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恐怖活动犯罪大致分为恐怖主义行为犯罪、恐怖组织犯罪和与恐怖活动犯罪有关联的犯罪三种类型;刑法中很多罪名都涉及恐怖活动犯罪,如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等等。根据2011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规定,恐怖活动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或者其他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也属于恐怖活动。笔者认为,这些暴力恐怖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犯罪的显着特征,主要包括:一方面,暴力恐怖犯罪需要基于政治、宗教、种族或其他特定之信念,意图使公众产生畏惧,以扩大其影响力;另一方面,暴力恐怖犯罪具有较强的计划性或组织性。⑴也有学者将暴力恐怖犯罪的特点归纳为:具有政治目的及目标;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在直接攻击目标及受害者外,另对其他民众制造恐惧气氛;采取组织而非个人行动;由非国家行为者所发动。⑵正是由于恐怖犯罪具有的不同于一般犯罪的特点及社会危害性,因此仅依据现有的刑事诉讼规则就较难满足规制恐怖犯罪的特殊要求,现有刑事诉讼规则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对相关制度予以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一、恐怖犯罪的特殊性需要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
    由于恐怖犯罪对于公共利益具有的极大危害,使得刑罚权的发动成为必然的选择,然而唯有刑罚的特殊预防以及一般预防功能的实现,方能真正有效地遏制恐怖犯罪的滋生与蔓延,维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由此,作为确保刑法正确实施的刑事诉讼程序,需明确自身的原则和立场。
    (一)恐怖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犯罪的特殊性
    恐怖犯罪的主观目的,呈现政治性与反社会性、反人类性兼具的特点。这一犯罪动因的特殊性导致犯罪的目的和指向具有明确性,而犯罪的对象、方式等方面具有不特定性,在刑罚上基本呈数罪并罚之形态,在侦办中呈“案中有案”之特点,导致此类犯罪的侦查与一般犯罪迥异,需要从其犯罪的意图、组织和手段上进行甄别,方能判断其犯罪的性质,指证犯罪的要求极高。恐怖犯罪的组织形态复杂,既有结构严密、体系完整的犯罪组织,也有临时性、松散型的团伙,还有的是以其行为而非组织为主要表征的恐怖主义犯罪,这一差异化的犯罪特点与刑法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证明要求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反差。恐怖犯罪呈现地缘性特点与犯罪跨区域的流动性相交织的特点。如以民族问题为导向,从在部分民族地区策动到选取内地乃至沿海发达地区实施犯罪;同时又存在与境外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的勾连,甚至接受其指令、资助和培训,犯罪时空环境的复杂程度与一般的犯罪存有极大差异。恐怖犯罪的手段恶劣、残酷。如前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恐怖活动概括为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或者其他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行为。由此可见,恐怖犯罪具有手段极其恶劣、残酷的特点。
    (二)现行法对恐怖犯罪的程序性规制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对恐怖活动犯罪作出了某些针对性的规定。第一,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管辖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恐怖活动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对恐怖活动犯罪嫌疑人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作了相关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对于涉嫌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即对恐怖活动的犯罪嫌疑人可采取指定居所地监视居住;《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于涉嫌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家属可能有碍侦查的,可以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不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第三,对涉及恐怖犯罪案件诉讼参与人作了特别规定。对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中的证人进行保护,《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对于恐怖活动犯罪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保护措施;《刑事诉讼法》详列了对于证人的保护措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对于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该规定对于涉嫌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的辩护权进行了适当的限制。第四,对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的特殊程序作了规定。对恐怖活动犯罪可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第五,对于恐怖活动犯罪国际司法协助,《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虽然《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于恐怖活动犯罪国际司法协助的细化规定,但由于我国现今已加入了11个国际反恐公约,该规定对于未来我国反恐领域的国际协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现行法对恐怖犯罪程序性规制的不足
    以上的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管辖、辩护、证据、侦查(技术侦查措施)、强制措施、特别程序等章节,一方面存在着较为原则、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另一方面未形成体系性的程序规范,没有从根本上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对这一类特殊且社会危害极其严重的犯罪的诉讼程序,与一般犯罪没有显着区别,仍然属于对原有的基于传统犯罪的诉讼程序作局部、零星修缮,尚不足以应对恐怖犯罪这一类对内跨民族区域、对外受境外因素渗透影响、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
    首先,一些规范较为抽象,缺乏操作性。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但现有的一些恐怖犯罪程序性规范尚显抽象,可能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问题。较为典型的例子有,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上述规定并未明确与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内容,存在明显的操作性不强的弊端。
    其次,不少规定未考虑到规制恐怖犯罪的特殊需要,针对性不足。我国刑事立法缺乏对类型化的犯罪在诉讼规则上作出及时、相应地调整的传统,从“合理组织地对犯罪的反应”——即刑事政策针对性的应对看,⑶主要还依赖于对刑法进行修改、解释。因此,对恐怖犯罪的程序性应对缺乏制度上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例如,侦查管辖区域化、依靠广泛动员和排查发现线索、依靠口供和人证以及犯罪现场的痕迹物证侦破案件等传统做法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影响颇深,造成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手段、强制措施、诉讼期限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案件诉讼程序规范基本一致的问题,导致轻微犯罪案件与恐怖犯罪等重大复杂案件的诉讼程序没有体现应有的区别,没有遵循强制措施中的比例原则,没有体现侦查手段的多样性,没有满足证明的层次性要求,也没有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完善并细化打击恐怖犯罪的程序性规范
    (一)强化打击恐怖犯罪的侦查措施
    首先,要建立和健全专门的侦查机构。2002年以后,各级公安部门也成立了相应的反恐机构,但这些反恐机构的任务主要是分析研究恐怖犯罪信息,协调各部门的反恐怖工作,加强反恐装备和技术管理,进行国际反恐合作,其实质是行使国家以及地方的反恐怖协调职能,并不具体行使侦查权。实践中,对于恐怖犯罪案件的侦查,还是根据恐怖犯罪和恐怖组织的具体情况,由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国内安全保卫部门和国家安全机关分别负责的。因此,有必要整合上述机关和部门的资源,建立和健全专门侦办涉及暴力恐怖犯罪案件的侦办部门,实行归口管理。建议做实做强省(市)、地市级公安反恐机构,通过法律授权、内部资源整合等方式,使反恐机构成为专门的打击力量和协调机构,一方面承担恐怖犯罪及上下游相关案件的侦办任务,实现一体侦查、一体打击,遵循专业化的发展思路,科学合理配置反恐力量,同时也可以防止针对恐怖犯罪的特殊程序、措施的滥用;另一方面从系统的角度,行使归口管理、统一协调的职能,以便加强与公安内部刑侦、经保、特警以及国安、武警、军队和其它执法机关的沟通协调,将上述机构(部门)涉及恐怖犯罪及其相关犯罪的线索、信息、情报等进行整合,推动全方位部署,形成全链条、全领域的打击合力。
    其次,要强化技术侦查手段运用。恐怖犯罪侦查措施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技术侦查措施的应用。“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出台的《爱国者法》规定,授权政府可以获得访问互联网的地址和发送、接收电子邮件的地址,而不需要达到常规的合理根据或合理怀疑的程度;延长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所允许监视的时间期限,从45天延长到90天;在没有达到普通的合理根据标准的情况下,允许为了情报的目的而监视美国公民;允许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采用“漫游”监视命令,该命令的目标针对具体的个人而不是具体的电话号码或位置。⑷这大大放宽了上述监控技术侦查手段运用的限制性条件。这也是当前众多国家在反恐中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机制上所呈现出的一个显着的趋势。
    根据我国《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采取包括对涉嫌恐怖犯罪案件在内的各类通讯设施、网络媒介进行秘密监听、监视和记录的技术侦查措施,但对具体措施的适用范围、对象、方法、手段,以及由此获得的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保管、销毁等问题,相关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恐怖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实施过程中,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加大对监听、监视等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立法上应放宽这些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范围、批准条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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