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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罪立法审视和重构

强奸罪立法审视和重构

分类:刑法总则论文   更新:2015/4/10   阅读: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强奸罪立法审视和重构

强奸罪是一个古老的罪名,是刑法罪名中一个典型的自然法,也是自古以来一种高频率、常见的犯罪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强奸罪的主体仅限于年满十四周岁以上的男性。本文将结合现行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探讨对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强奸罪主体规定的这一不足之处,认为强奸罪的主体应该扩大到妇女。
    强奸罪是一个古老的罪名,也是我国刑法典罪名中典型的自然犯之一。我国刑法条文明确规定了强奸罪的主体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已满14周岁)实施了强奸行为的自然人。按照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即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强奸罪的主体仅限于年满14周岁以上的男性。妇女只能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实行犯。如果妇女教唆或帮助无刑事责任能力男子实施强奸行为,对妇女单独按强奸罪定罪处罚,但此时该女性也只能是间接正犯。
    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异议。赞成将强奸罪的主体扩大到女性的这个观点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共同犯罪中,妇女不只是以教唆犯、帮助犯的身份参与犯罪,也可以以实行犯的身份参与犯罪。因为强奸罪的犯罪事实由两个环节构成:一是实施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行为;二是强行同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这两者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强奸行为。妇女虽然不能直接同妇女进行性交,但为了男人的强行性交得逞,可以直接实施构成强奸罪客观方面要件的暴力、胁迫等行为,因此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实行犯(或方法行为实行犯)。其二,妇女可以独立构成强奸罪主体。在妇女教唆男子实施强奸罪但男子没有犯意而未实施强奸的情况下,妇女独立构成强奸罪(未遂)的主体,在妇女教唆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男子或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男子实施强奸行为的情况下,被教唆的人只是该妇女的工具,该妇女便是强奸罪的间接正犯。同时还有学者根据某些特殊的案件,认为精神正常年满14周岁的女子也可以构成强奸罪主体。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有妇女采取利诱或其他方法违背男子意志,在男子不敢反抗、不能反抗的状态下,强行与之性交的行为,甚至有的女教师利用教师身份强迫男童与之发生性行为,等等。因此应当在立法上将强奸罪主体的外延扩大到妇女。上述几种观点都有其合理和科学之处。笔者同样赞成将强奸罪的犯罪主体扩大到妇女。
    首先,我们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论证,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可以是两人以上共同实施实行行为,也可以是分工合作,一部分为实行行为,一部分为帮助行为(如在外观望),所谓“一人既遂,全体既遂”即是共同犯罪的典型特征。如在共同的盗窃行为中,二人基于共同的盗窃故意,一个在外守候,一个在实施盗窃,两个人分工合作,任何一部分在盗窃行为的实施过程中都是极其重要的,两者不可或缺,且两者均为盗窃罪的实行犯,因此两人均应定盗窃罪。那么在对比强奸罪中的妇女帮助男性实施强奸行为的具体表现,不难看出,妇女的帮助行为不仅在男性强奸行为的得逞上不可或缺,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案件中,其帮助行为甚至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此种情形下对妇女的行为不予认定为强奸罪的主体,于法于理都是说不通的。其二,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将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年满14周岁以上的男性是正确的,其理由在于:“在共同犯强奸罪中,妇女只可能是教唆、帮助男子实施强奸行为,而不可能自己去实施强奸行为。而其中的帮助行为,虽可表现为构成强奸罪客观方面中事实特征之一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但是这类实行行为并不是决定其行为是强奸性质的事实特征,换句话说,此类行为并不是其行为构成强奸罪之主要方面在共同强奸犯罪中起主导、决定作用,而且直接对妇女实施性行为的自主权造成侵犯和损害的仍然是男子的奸淫行为。基于女子自身特定的生理方面的特征,也只可能给男子提供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的支持,而不可能是强奸罪的构成所要求的独立的犯罪行为。强奸行为的本质内涵都集中在强行性交这一点上,没有性交行为,仅仅有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就不能认定为强奸罪。在没有特定犯罪意图的情况下,单纯的方法行为对于定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一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上述第一点笔者已经结合共同犯罪的特征进行了阐述和说明,在此不进行赘述。在共同犯罪中,妇女的任何帮助行为、教唆行为都是强奸行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当认定为强奸罪,一旦认定为强奸罪,如果这时妇女还不是强奸罪的主体,那么定强奸罪岂不成了荒谬之举了吗?再者,上述观点片面、简单而又主观地认为妇女在强奸罪案件中只可能充当教唆、帮助的行为,而不可能实施强奸(即强奸行为的本质内涵强行性交)的行为显然是理论脱离了实际得出的结论,结合当今的客观实际,周围屡屡发生的现实案子(如同性强奸、妇女强奸男子)见诸报端和网络,我们就不难发现,妇女成为强行性交的主体已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下述将有进一步的论证,在此笔者将不再进行论述。其三,在妇女教唆男子实施强奸犯罪但男子没有犯意而未实施强奸的情形下,或者在妇女教唆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男子或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男子实施强奸行为的情形下,被教唆者只能是该妇女的工具,因此法律与司法实践中都将妇女作为强奸罪的间接正犯。对比其他犯罪,如故意杀人罪中教唆者教唆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或精神病人实施杀人行为,教唆者定故意杀人罪。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一是为了保证刑法的目的,保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二是之所以可以定教唆者的罪名(间接正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故意杀人罪或其他的罪名本身的犯罪主体就已经包括其在内,这也是定教唆者为间接正犯的立法依据。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强奸罪法律规定的主体并没有将妇女纳入其中,而此时却有间接正犯的情形,显然这与间接正犯本身的法律内涵,以及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其四,强奸罪的犯罪事实由两个环节构成,一是实施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行为;二是强行同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当然,这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行为还必须使受害人的性权利这一客体受到侵害。也即犯罪行为必须符合犯罪的两个最起码的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符合了以上的要素,不论其实施强奸行为的主体的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把其纳入强奸罪的主体范围之内。宪法和刑法所共有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便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性实施的强奸行为法律予以追究,那女性的强奸行为当然也不应该例外。当然,刑法理论上的论证是一方面,但是我们也不能脱离我们现实的司法实践这一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所谓马克思的“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女性能否纳入强奸罪的直接正犯,即真正的实行犯,对理论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且也至关重要。
    司法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男性王某到外地出差,下榻某宾馆。夜间有电话骚扰,问其是否要“加被”。许某不明其意,说要加两床被子。一会便进来两个妓女,许某见状,马上予以拒绝。但是两名妓女认为徐某耍弄她们,不肯退出,不仅挑逗、打骂,而且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次日,徐某至公安局报案。此案中,两名妓女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客观行为的表现,即其一,两名妓女对许某实施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其二,强行与徐某发生性交。而且这两名妓女是直接的行为犯(直接正犯)。类似的案件在我国也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的,似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现行立法对此还是一个空白,这给那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她们可以恣意妄为,而不会被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为什么立法中不明确,现实生活中公众不予认同呢?部分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制度,传统观念以及女性自身条件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制约了我们的立法观念。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女性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通常都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性自主权上,往往成为男子的附庸。女性是弱势群体,因此社会观念认为女性只能成为强奸罪的受害人而不可能是施害者。我国一向提倡男女平等但又强调保护妇女权益,故出于对女性性权利的保护,刑法中规定强奸罪的主体只能是男性。刑法的这一规定也是历史和传统意识形态的产物,即立法者在立法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女性成为性侵害人的情况。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不断进步,女性的性主体意识逐渐增强,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的性意识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女权运动和“性革命”的影响,女性的性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她们不再单纯地以强奸罪的被害人(受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在某些场合扮演强奸者的直接实施者,出现了上述案例中女性强奸男性的情形。倘若从同性恋的角度分析,女性成为直接正犯的可能性更为明显:由于性革命的巨大影响,同性恋行为日益为人们所容忍接受,这就可能导致有同性恋倾向的女性强迫其他女性(不愿与之同性恋或同性性交)发生性行为。因此,女性不仅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共犯或间接正犯,还可以成为强奸罪的直接正犯(实行犯)。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性观念的解放,女性可以成为强奸罪的直接正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将女性作为强奸罪的直接正犯的判决。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相违背。宪法赋予了我国每个公民都平等地具有包括人身权利在内的各项权利,当然性权利作为人身权利中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宪法赋予的。
    随着社会走向开放的程度的扩大与多样化的加深的当代社会,人类的性行为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和现实变化。同性之间自愿发生性关系的人群被社会大众普遍称之为同性恋人群。根据卫生部官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同性恋人群基数大约为4000万,着名学者李银河在其所着《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则估计约有3600至4800万,学者张北川则认为中国大陆有男同性恋者1780万,女同性恋者1000万。我们不难看出,同性恋人群在当今社会俨然已经成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真正族群。然而在当前我国在对同性之间的婚姻法律不予认可的情况之下,同性性关系将势必存在失衡状态,也必将出现同性强奸这一社会现象。
    在我国国内,同性强奸的案件也在频频发生着,然而法律的空白,却使这些受害者以及司法实践遭遇了诸多尴尬和无奈,并逐渐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严重的新难题。同性强奸侵犯的客体同样是公民的性自主权,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危害了人们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稳定大局。面对社会中存在的这一严重客观存在,法律对此置若罔闻,不能对此行为进行合理的处罚,法律的真空使受害人的性权利得不到有效地司法保护。如何有效对那些受害男性的性权利予以保护是我国法律规范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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