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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著作出租权制度

有关著作出租权制度

分类:著作权论文   更新:2015/4/7   阅读: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有关著作出租权制度

    纵览各国着作权法,对于着作出租权的立法模式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将其纳入发行权之中,将作品出租视为作品发行的一种方式。如,《美国着作权法》第 106条规定的发行权之含义囊括了着作出租权。我国着作权法也借鉴了此种立法模式。另一种类型则是将出租权与发行权分开,单独列出。《德国着作权法》第 27条规定传播权不包括着作出租权。此外,我国《台湾着作权法》第29条所列的着作出租权并不是发行权。
    不同的立法模式使得出租权是否应被确认为着作权人一项独立的权利,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不承认着作权人享有出租权,理由是基于着作权中发行权一次用尽原理,也就是说,如果着作权人自己或经过其许可,将作品的复制件投入市场后,这一批复制件随后将怎样发行、出售,权利人均无权再控制。进一步推论可以得出,出租当然也属其无权控制的范围之列。
    不承认着作权人享有出租权的另一个理由是,出租人出租的已属于有形物,是利用有形物的方式,是在行使其对物的所有权,这已经不属于着作权法的范畴。
    而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应该把出租权确认为着作权人一项独立的权利。《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11条规定, “至少对于计算机程序及电影作品,成员国应授予其作者或作者合法继承人许可或禁止其享有版权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向公众出租权”。[1 ]在这里,TRIPS 要它的成员国至少应对现实生活中由于出租可能获得很高利润的这两种作品给予出租权。当然这项权利应被理解为是一项独立的权属。《伯尔尼公约》仅仅在第17 条提及成员国的权力行使时,暗示过“发行权”的存在,却没有明文规定这是着作权人的一项权利。在1996年12月20日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中规定了发行权与出租权是相互独立的两项权利,即把出租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予以确认。其所适用的客体也是单列的,但和TRIPS一样对其适应的范围给予了限制,只能是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和唱盘,并且强调了出租的商业性,另外,在商业性出租不导致广泛复制而严重损害其复制权的情况下,出租权将不适用于电影作品。
    笔者认为,出租权应当确认为着作权人一项独立的权利。因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各项国际条约的规定从理论和实践上就解决了出租权的存在与版权中发行权“权利穷竭”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权利穷竭原则在美国称为“首次销售理论”(The first—sale doctrine),美国学者Patterson认为,着作权是控制着作权作品首次销售的权利,而未包括作品二次销售的权利。或是说,法律允许着作权人控制对着作权的使用,但这种控制并未延及对作品本身的使用。[2] 也曾有学者认为:发行权既然行使一次之后权利即告用尽,不能再行使,就谈不上权利人对作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进行控制。这种认识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行为。“权利穷竭”原则不应适用于“出租”这种对作品的特殊使用方式,它不同于发行。发行是将多份作品复制件有偿或无偿地提供给公众的行为,这种行为转移的是作品复制件的所有权,这种权利一经转移,便不会再回归发行者。多数国家之所以采纳发行权一次用尽的原则,是为避免着作权人对作品的复制件作为“物”的转移一再加以控制,即避免因行使着作权而妨碍商品的自由流通。而出租行为并不导致作品复制件作为物的所有权转移。出租人将作品复制件租出去,收取一定的费用,一定时间后,作品复制件还要回归出租人。显然出租不同于发行,它作为与复制、发行等平起平坐的一项权利而不在“发行”项下,是顺理成章的,因此,着作权人发行权一次用尽不适用于出租。
    其次,出租人此时出租的已不单单是作品复制件这一有形物,这里面已包含有作为智力劳动成果的作品的内容。承租人所利用的也主要是作品的内容,而作为作品的载体此时已成为承租人使用作品的一种手段,当然这种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物的使用价值也就无从实现。但归根结底出租作品复制件也是对作品的一种使用方式。
    第三,出租权如果仅仅被看作是作品复制件人行使所有权的一项权能,而不被确认为作品着作权人的一项权利,那么对着作权人来讲是不公平的。因为作品复制件所有人在行使其物的所有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而且是盈利性地使用了作品。从承租人的角度看,他使用的主要是作品内容而不纯粹是作为有形物的载体本身。如果把作品内容从中剔除出去,作为没有作品内容的物质载体,其出租也无从谈起。承租人支付的费用包括了使用作品载体的使用费,而他对作品的使用,由于只是用于个人欣赏或研究可以看作是合理使用而不必付费。但从出租人角度看,他在行使自己的物的所有权的同时也使用了作品,而且这种使用是盈利性的,并且可以连续重复使用,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畴。如果着作权人对这种使用不能控制,则其经济上的损失是显而易见R,尤其是对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电影作品和计算机软件这类极易被作为出租对象的作品复制品来讲,其租借人数之多与购销人数之少形成强烈的反差,不赋予着作权人独立的出租权,对着作权人来讲是不公平的。
    由此看来,我国1990年着作权实施条例中产生的“出租权”,不是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而被放在发行权的下面作为一个小项则是不合适的,故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TRIPS 在内容及适用范围上都不相同,根据以上论述,着作出租权作为着作权人一项独立的权利应尽快在立法上明确规定。
    二、出租权的概念及权利内容分析
    关于出租权的客体,有人认为是作品或作品之复制件,其依据是我国着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5项的规定:“发行,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要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3]从此规定看,出租权的客体似乎是作品之复制件。笔者认为此说有失偏颇,其拘泥于对法律条文的局部理解而未能从着作权的实质入手来把握出租权的对象。因为,出租权就性质而言,系着作财产权的一种,其客体是作品而非作品之载体。作品乃反映作者思想情感的一种智力成果,系着作权之客体;而作品之载体乃用以固定和传播作品的物体,如图书、录像录音带、软盘等,是所有权的客体。所以,出租权的对象是作品,它只能由着作权人出租,而作品的复制件即图书、音像制品、软盘等的出租人只能为这些物品的所有权。但是,着作权人欲行使作品的出租权必须借助于对作品及其复制件的支配,即着作权人有权许可或禁止他人出租其作品或作品的复制件。强调出租权之客体为作品的意义在于:使出租权人控制范围从单个的具体的作品复制件抽象为整个作品进而扩及到一切载有作品的复制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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