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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之激励理论的研究

分类:著作权论文   更新:2015/6/10   来源:本站原创
著作权法/激励理论/社会福利理论/后现代主义/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 激励理论是认识著作权法精神的一个重要哲学层面。激励理论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加以理解。著作权法使用市场的经济酬报来激励新作品的创..

  激励理论是认识着作权法精神的一个重要哲学层面。激励理论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加以理解。着作权法使用市场的经济酬报来激励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即着作权法通过赋予作者或其他着作权人对被创作出来的作品的专有权,为作者提供市场经济上的回报,这将激励他们创作新的作品。激励理论也可以从社会福利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视野认识。

  一、引 言关于着作权法的哲学基础,建立在工具主义或者说公共福利基础之上的激励论是一个重要理论。具体地说,为作者创作作品和传播者传播作品提供激励,是着作权法的重要激励机制。激励论的基本观点是,如果不对作品提供足够的保护,创作者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从事作品的创作。从效用的角度看,作品在缺乏着作权保护时,理想的生产和分配将不存在。在功利方面考虑,在确保为创作原创性作品提供足够的激励层面上,着作权利益确保了作者投资的及时的和有效的回报。该理论将着作权法定位于实现社会政策的重要手段。它认为与向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相比,对作者的酬报是作为第二位的。美国《宪法》的着作权和专利权条款实际上是包含了工具主义内涵——作者专有权的赋予只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实现了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进步的最终目的。而且,工具主义理论特别是在权利限制上对着作权法方面纯粹的自然权利思想表示了担忧,如认为模糊地主张作者的自然权利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以减少公共利益为代价而偏向于为作者提供更大的金钱上的回报。[1]

  着作权法在发展中,对其正当性的认识也一直在发展中。总体说来,着作权法产生的正当性可以归结为精神需要、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三方面的原因。着作权的产生是这三方面需要的结果。这三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以激励智力创作者创作作品为前提和基础的。激励论为将财产权适用到着作权这一创造性表达领域提供了正当性。而且,多大程度的“激励”是合适的这一问题已成为着作权政策与学理的核心之一。着作权法中的激励论,可以认为是通过赋予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作品的专有权利,鼓励智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作品。换言之,为了鼓励作者创作和传播原创性的表达,着作权法授予作者在作品中的一束权利。

  激励论试图阐述着作权法传统的激励原理。早期的《安娜女王法》的序言部分即体现了着作权法的激励思想。该法在序言中指出: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刷者不经作者的同意擅自印刷、翻印或者出版作者的作品,以鼓励有学问、有知识的人编辑或者出版有益的作品。在此后,人们对着作权法的一种直觉是:作者和出版者将不会将他们的作品推向公众,除非他们能够阻止其他的人制作复制品,至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做到。1842年的英国《着作权法》即这样认为,制定与着作权相关的法律和对最终受益于世界的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更大鼓励是有利的。这就是说,它是要鼓励作者和出版者的生产。易言之,着作权法是作为一种激励作者和出版者创作和传播作品的财产权制度而存在的。两大法系国家都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这一经济理论中的直觉可以追溯到亚当 . 斯密的有关图书着作权的观点。[2] 〔1〕(P754)美国1995年发布的关于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报告也强调了着作权法的激励理论。报告指出:面对数字技术的进步,立法者应当分析着作权法以确保继续维持在对作品的接近和对作者创作的经济激励之间的平衡。〔2〕(P14)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像艺术家、作家、作曲家等作者,他们不能单靠被称赞而生活。如果其作品不能免受盗版之害,其创作热情就会受到损害。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文化表达就会受到窒息。在垄断权层面上,着作权人对作品的控制是绝对的。例如,着作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让他人复制或者不复制自己的作品,而不考虑复制者的动机。在激励理论层面上,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是基于作品效用,特别是作品能够给着作权人带来利益。着作权法肩负了公共政策目标,如促进知识和学习,而对学习与知识的促进与着作权保护为着作权人带来利益并不矛盾。

  一般认为,着作权法的一个目标是授予对特定作者的保护以鼓励所有作者创作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因此,一般的公众将能够接近这些信息。〔3〕没有着作权保护,新作品的作者将会受到不需要承担创造成本的盗版者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就不会愿意将其作品投入市场,作者将不会创造受法律保护时那样多的作品;没有着作权保护制度下的对出版者专有出着作权的保护,出版者将不会出版受保护时那样多的作品;并且没有着作权法保护作者,他们甚至会倾向于不将自己的思想公开。

  二、经济学视野中对激励理论的认识

  (一)着作权法的经济激励结构

  每个人都试图从与经济有关的活动中获得经济利益,这是符合“经济理性人”假定的。从激励理论层面看,当代着作权法作为鼓励创造性作品创作与传播的思想,已转化为作者从作品使用中能否得到盈余价值的激励。着作权法中的激励论,也可以从类似于专利权的经济理性上作出解释,并进一步通过适用法律经济学理论得到理解。[3] 着作权法是通过鼓励作者创作和传播作品用以实现促进知识和学习的目标的。在着作权法的制度设计中,用市场的经济回报来激励对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在这种机制中,着作权法允许并鼓励作者对其作品的商业化,而作者从作品商业化中获得潜在或现实的利润则是刺激作者创作作品经济上的重要动因。易言之,为作者创制适当的、足够的经济上的激励,是着作权法关注的焦点。着作权法的良好实施则意味着作者在从这种激励结构中获得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刺激了创作,而公众则从着作权法保障的接近权中获益。当然,作者也不总是需要利用着作权法赋予的经济方面优势,而“着作权法授予的专有权也不是建立在作者作品的商业化基础之上”。〔4〕(P207, 228-229)

  着作权法是建立在鼓励作者创作和传播新作品的经济激励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当一个作者进行了着作权法所确认的行为时,对这些行为的认可体现了着作权法的激励目标。着作权法中激励作者创作的价值目标则与商业化和相关的市场回报问题密切相关。从着作权法的经济学方面看,可以将作者视为着作权法中经济利益的搜寻者。当作者从事了着作权法保障的对作品的市场控制行为并试图获取经济上的利益时,他就无形中将自己置于着作权制度的激励结构中。着作权人实现着作权法为其提供的利益主要来源于从专有的权利和商业化中受益。在激励的结构模型中,着作权人从作品商业化中潜在地获得收入的机会是刺激作者创作出新作品的经济上的重要动因。当然,创作只是成为作者和产生着作权的前提条件,着作权法还关注着作权人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如一系列着作权财产权的赋予就是保障着作权人获得经济利益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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